作者介绍
袁长津，主任医师。国内著名中医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及学术研究40年，曾担任湖南省中医管理局局长14年。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药导报》主编、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湖湘中医肿瘤医院名誉院长等职, 2006年被湖南省人事厅、卫生厅评定授予“湖南省名中医”称号。
【前言】?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学术体系，但其最核心的理念则可用“整体恒动，辨证论治，以人为本，自然中和”16个字概括之。即在对人与疾病的认识上强调天人相应、五脏一体、形神合一的整体恒动观，在对疾病的治疗原则上重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论治观，在对疾病的具体治法上坚守“顺应自然”和“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通为安”的中庸适度观。文章紧密结合经典，并举临床验案佐证，可资参考与借鉴。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文化，是我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美融合的结晶和典范。数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即使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药仍然在为防治疾病、保护人们健康、解决因疾病和健康问题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逐步走出了国门，为越来越多的世界人们所青睐。而中医药学传统的防治理念，也为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
中医药的源头，来自于古代人们在疗伤治病和养生防病的实践探索中经验的积累；中医的理、法、方、药及学术体系，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人们防治养生经验的有机结合，并在长期反复的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结晶。正像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一样，中医药学术体系也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其代表著作就是《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现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所谓中医“四大经典”，虽有多种说法，但这几部著作作为中医药学的“经典”，则是毋庸置疑的。
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学术体系。但是，受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这一学术体系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中医学术体系中最核心的理念，则可以用“整体恒动，辨证论治，以人为本，自然中和”16个字概括之。
近百年来，西医学由于不断吸收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强调着眼局部病灶，严格规范分科诊疗及过分依赖理化检测、病因诊断的疾病医学，其自身的缺陷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7年太平洋健康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曾提出过深刻的反思，他说：“现代医学在专业化还原的策略下分工越来越细，致使整个医疗系统和疾病的实施过程逐渐趋于‘破碎化’。但是几乎所有复杂性疾病都受到多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同一种疾病的不同亚型以及不同疾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在破碎化的诊疗体系下会被丢失，使我们失去不少用简单方法进行治疗或早期干预的机会。”此外，现代医学至今对许多急慢性疾病的病因仍不能明确，有些病因明确的疾病（如病毒感染性疾病），也仍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而西医主要针对病因和局部病灶采取直接拮抗的一些化学药物和治疗手段，也可能带来诸如毒副反应、体内菌群失调、耐药菌株的产生及病原体的变异、人体组织功能的创伤和丧失等负面作用，而这些负面的代价对人体生命及其内外生态环境来说，有些是得不偿失的。这些问题，对于从“整体恒动观”出发，坚守“顺应自然、以人为本”的理念，直接以患者的证候及病机为依据进行“辨证论治”，采用天然药物或非药物疗法治疗疾病的中医药学来说，即是其发挥作用和疗效优势的广阔空间。在临床实际中，正像有些疾病用中医药治疗并不理想，用西医的方法却能很快解决一样，也有许多病证靠西医治疗颇感棘手，而中医却很容易取得较好的疗效且毒副作用相对较少。
整体观念
认为万物皆由天地阴阳所化生，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从整体出发观察事物的变化、考量局部的利害，是我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共识，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中，不但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思想和精神，还有所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为如下3个方面：
1“天人相应”
中医学认为，人是秉承天地之气而化生的，人的生命也和自然界一年四季的变化一样（生、长、化、收、藏），是一个生、长、壮、老、已的过程。《素问·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名之曰人。”《内经》有关藏象经络的诸多篇章中，认为人体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和与病理变化与其外在的时空环境（包括天地自然的四季五气、四方五位和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通应、相关联。因此，中医把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防治与地理环境和时节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原则。
因地制宜
一是不同的地域环境，人们发病的性质和类型多有区别，故常用治法各异，《素问·五常证大论》：“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二是同一种疾病，因患者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故治疗方法则有所不同，即所谓：“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
如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石家庄和北京地区先后分别发生了乙脑流行，都靠中医药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由于地域和各自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同，则两地采用的治疗法则有所区别，石家庄地区是以清热解毒滋阴法为主，北京地区则以清化湿热法为主。8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流行性出血热流行，也是靠中医药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江苏地区和江西地区所采取的主要治法则有偏寒偏温之异。
因时制宜
受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的影响，中医非常重视探索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与时节变化的关系，认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因此，强调人们防治疾病必须遵循《内经》“以时为序”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达到有效防治的目的，否则难以取效，《内经》所谓：“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治。”
（1）抓住有利时机防治疾病。根据《内经》“治未病”等理论，采取“择时而治、防治于发病之先”的措施，如“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等治疗法则，以期达到防止或减轻某些慢性疾病的复发。所谓“冬病夏治”，是根据《内经》“春夏养阳”的原则提出来的，即对某些冬季严寒时易发的慢性病，借助夏季自然界阳气升旺的有利时机，用中医药的内外治法，扶养人体的阳气，达到祛除化解某些慢性病患者体内伏藏的凝寒宿饮等阴邪的目的，以防止或减轻其冬季的发病。如现在颇盛行的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病的“敷贴疗法”；上海陈泽霖教授以健脾补肾药丸剂于7－8月间给老慢支患者服3个月，即可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减少复发或不发；北京晁恩祥教授等研制固本止咳夏治片，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部分肺心病缓解期患者1018例，于夏季伏暑后连服40－60 d，总有效率为90.32％。所谓“夏病冬治”，是根据《内经》“秋冬养阴”的原则提出来的，即对一些素来阴虚体弱的人，或阴虚阳亢的患者，可借助自然界秋冬阴气当盛的有利时机，用中医药的方法滋补人体的阴精，以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防治夏季易发上述“阴虚阳亢”之类的疾病，如现在已风行南北的所谓“膏方”和其他“冬令进补”的方药及食疗法等。
此外，有经验的中医师临床开方，多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注重因时选择用药配方。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论治疾病，就特别强调遵循《内经》“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的原则，要顺时令择药配方，认为：“天地之气，以升降浮沉，乃从四时，治病不可逆之。”在其代表著作《内外伤辨》和《脾胃论》中，共有4篇详尽论述四时用药法则的专文。明代大医家李时珍亦强调医师临床辨证论治，还要因时择药配方，以符合“顺时气而养天和”的治疗原则，并明确提出：春月宜加辛温之药，如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如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如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如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如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等等。
（2）根据病证发作的时间判断病机、选择治法。中医认为，同样一类病证，其发病或症状加重往往与不同的时间段有明显的关联，则其反应出内在的病机各异，因此治疗方法就有显著的差异。
如发热的辨证论治与发作的时间就有规律可循：以上午发热为主症的，多与气虚或阳虚有关，可选用益气升阳或补肾温阳等方药治疗有效；午后发热，多与阴虚、瘀血、湿热等有关，其中夜间发热尤甚，伴骨蒸盗汗、舌红苔少、脉细数者，属阴虚，宜滋阴清热；午后及上半夜发热甚，伴唇舌及两颧发紫，胸闷喘促者，多为瘀血发热，治宜活血化瘀；若发热以午后5时左右为甚者，古称“日晡发热”，多伴有胸闷、腹胀、便溏（或便秘）、纳差及舌苔黄腻等证候，为湿热所致，宜清热化湿为主治之，属腑实证者，可用下法。
1975年的夏秋之际，我在农村行医，有几位中年农民出现发作性发热恶寒、头身疼痛等证候，用西药解热镇痛剂及抗菌素（有的患者还服用过西药抗疟药）均无效。我当时根据患者每天都从上午10时左右开始畏寒怕冷，约1-2 h后即出现发热，体温一般为38.6 ℃左右，多在下午5时左右即汗出热退。根据其病发的季节和时段的特点及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的状况，结合患者脉、舌、证候，即辨属中气虚羸所致的“气虚发热”，仿李东垣的甘温除热法，用补中益气汤加何首乌、鳖甲等治之，结果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近年我用和解少阳、清化湿热法先后治愈过几例“日晡发热”的患者。如：谌某，女，45岁，2010年9月25日诊。数年前患者因胆结石、胆绞痛，做胆囊切除手术；近1月前又发上腹疼痛，诊为胰管结石，已行胰管取石术，但术后不仅上腹胀痛未消，且一直发热，医院用了多种抗生素，发热、腹痛等症依然未减，遂应邀往诊。见患者蜷卧病床，面色萎黄，主管医师介绍及患者自诉：发热已近1个月，一般体温约37.6 ℃左右，每到下午4时左右即发热渐高，约5时左右达到最高温（38.8 ℃左右）后即开始下降，至晚8时左右降到37.6 ℃为止。伴有上腹胀痛而不拒按，嗳气，时欲呕恶，食欲不振，身体困乏，口苦咽干而不欲饮水，大便溏滞不爽，小便色黄而短，察面色萎黄，舌苔黄腻，脉濡数。辨证：下午4、5时为“申时”，又称“日晡”，按中医传统理论，日晡申时属土，主中焦脾胃，综合辨证分析，当属“湿热困阻中焦发热证”，治宜疏肝利胆和胃，清热解毒化湿。予小柴胡汤加减治之。处方：柴胡15 g，半夏10 g，黄芩15 g，枳实10 g，苍术12 g，郁金12 g，山栀子12 g，虎杖18 g，白蔻仁6 g，滑石15 g，厚朴12 g，蒲公英30 g，甘草6 g。1剂/d。服药3剂后，体温即恢复正常，腹胀痛显减；服完5剂后，患者即痊愈出院。
2“五脏一体”
中医认为：人体自身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脉联络，气血运转，与内外组织及六腑、四肢百骸、五官诸窍等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整体的功能，以维持人体健康的生命活动，传递内外疾患的证候信息。因此，中医对待疾病，一直就不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观念和做法，而是从整体出发，着眼于脏腑组织间的相互关联进行分析诊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针灸、推拿（按摩）的原理和防治功效。中医认为，人体有一个联系内外脏腑组织的经络系统，每条经络在皮下的循行路线中都有许多穴位，人们可以循经取穴，施以针刺、温灸、推拿等手段，既可以养生保健，又能够治疗与之相应的内部组织器官的疾病。如：胃痛腹胀，可以针灸腿上的足三里穴；牙痛、面肿、感冒发热，可以针刺手上的合谷穴，等等，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年青时学习中医，对中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不渝的信念，也是从运用针灸治病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
大量事实证明，针灸不仅能治常见的小伤小病，而且能用于养生防病和减肥，还能治疗一些重病和疑难病证。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石学敏院士等运用针刺内关、人中、三阴交等穴位治疗中风患者9005例，其中脑出血3077例，痊愈率达57.04%，总有效率为98.48%；脑梗死5028例，痊愈率达60.42%，总有效率达98.59%。西医出身的韩济生院士对针刺麻醉及止痛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到了针刺可以促进大脑分泌一种类似吗啡的物质，以达到止痛麻醉的效果。根据这一研究成果，他又进一步运用针刺戒毒，证实对31%的吸毒成瘾人群有脱瘾戒毒的可喜疗效。
运用中医方药治疗病证，也要从整体考虑分析，把握住疾病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相关脏腑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传变机理，再进行选方用药。临床中最常用脏腑相关的治法，如中医五行生克理论衍生出的治疗肺系疾病的“补土生金”法、“清肝泻肺”（木火刑金）法，治疗肝病的“肝病实脾”法，治疗肝风的“滋水涵木”法，治疗久治不愈之慢性腹泻的“补火生土”法等等。
如失眠属于中医心神类疾病，养心安神是其治疗大法。但在临床实际中，却有许多为失眠所苦的患者，屡屡服用养心安神汤药和中成药却无多大效应。我早年即受《素问·逆调论篇》中“胃不和则卧不安”论述启发，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采取清胆和胃、化痰安神的方法予以治疗，往往能取得佳效。粗略统计一下，在我近年治愈的上百例失眠患者中，有超过半数是用此方法治愈的，特别是对于伴有胸闷、腹胀、口干苦、苔腻、脉滑或弦等痰热中阻证候的患者，其疗效尤为可靠。
又如消化性溃疡属于中医脾胃病范畴。但其发病及其治疗，不仅要注重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还特别要考虑与其他脏腑的关系，进行整体调治。如根据五行相克的关系，肝胆失疏或气盛，则易损及脾胃而致病，所谓“肝木侮脾土”，因此，运用具有疏肝、泄胆作用的方药（如四逆散、化肝煎、左金丸、逍遥散等）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为临床所常用。此外，消化系疾病与心神病变亦十分密切，《内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二阳指阳明大肠与胃）；且脾胃属土，心属火，火生土，故补养心神即所以健脾胃。因此，治疗慢性消化系疾病，采用补心血、安心神的方法，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如我在临床中用补气血、养心脾的归脾汤加减，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3“形神合一”
中医的整体观念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形神合一”。中医从不把人只作为一般生物看待，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有精神、有情感的，人的健康和疾病，除了与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及一些理、化、生物因素和居处环境有关外，还与心理情志因素有极大的关系。中医认为，只有形体健康，又心理豁达稳定，达到“形神合一”的境界，才是真正健康的人，称之为“身心健康”，《内经》所谓“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据报道，美国科学家曾对127例年龄在18－65岁之间的成年人进行观察，发现与平静乐观的人相比，心里充满怒气、抑郁或怨恨的人，体内一种导致炎症的C反应蛋白质（CRP）含量要高1－2倍。而CRP所致的炎症反应会使动脉内层硬化而引发心血管疾病。有学者认为：CRP含量是比胆固醇含量更好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指标。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项398例胃癌配对调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胃癌患者都有经常生闷气的情况；同时，各地调查还发现性格开朗、精神健康的人不易患胃癌。说明不良的精神因素可以导致胃癌的发生。研究表明，当强烈的精神紧张刺激，使人丧失应对能力而表现出抑郁、沮丧的情绪时，会促使皮质类固醇激素分泌过度而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且血液中的T淋巴细胞数量也明显减少。因此，豁达的精神、宽容的心态，对一个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情志活动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心理反应，情志波动适度一般不会致病，如果过激而又不能节制，则往往导致五脏功能失调而致病。如《内经》中所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悲伤肺，恐伤肾”，“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因此，《内经》中将“治神”列为中医防治疾病的五大法则之首（见《素问·宝命全形论》）。清·尤乘《寿世青编》指出：“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而逐末也。”作为一个临床中医，面对患者，首先要有一颗善良和善解人意的心，要善于疏导患者的思想情绪，帮助其减轻精神压力，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反而加重患者的思想负担，就算是真话，也要因人而异地选择有利患者治疗的表达方式。
辨证论治
中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判断，主要是通过患者的自觉表述和医者直觉观察及“四诊”所了解到的信息，即“证候”（包括症状、舌象和脉象），进行综合分析，以把握其内在的生理变化和病机趋势。中医这种从整体恒动的思想出发，以证候为依据，分析病机，再根据证候病机进行治疗的传统方法，通过历代无数医家长期临床实践的体悟和诊疗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中医“四诊八纲”及理、法、方、药等一以贯之的诊疗模式，即“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包含有“辨证”和“论治”两部分内容。“辨证”是一个诊断的过程，所谓“证”，就是证候。由于病证类别的不同及医家流派的各异，历来即分有八纲辨证、脏腑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多种辨证的方法，其中八纲辨证简明扼要，运用最为广泛。“论治”则是一个讨论治法方药的过程，即依据“证”的内涵，根据中医治疗原则，确定治法，依法组方，随证遣药。
实际上，辨证即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对现阶段所获知的证候进行综合分析和推理归纳，判定其内在的“病机”（包括病位、病因、病性以及病势等）。而针对病机进行治疗即是论治的关键。《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治疗疾病能取得桴鼓之效的关键是要“谨守病机，无失气宜”。欧阳锜曾将各类疾病的证候概括为3型21证，是比较全面、简明而实用的。即：五气为病，有风、热、湿、燥、寒5证；脏腑主病，有心、肝、脾、肺、肾、胆、小肠、胃、大肠、膀胱10证；邪留发病，有痰、饮、水气、瘀血、食积、虫积6证。从临床实际来看，这3型及其所属各证，对外感、内伤诸类病证虽各有侧重，但又互相关联、彼此交错、互为因果，用此来综合分析一个具体的患者，即形成具体的“病机”。如风寒犯肺，肝郁血瘀，心火下注，痰热壅肺，水饮凌心，食积发热，等等。抓住了病机，治疗就有的放矢。
中医临床所辨和所治的对象主要是“证”，而“证”与现代医学所诊断的“病”是有很大区别的。“证”的内涵关键是“病机”，它并不受现代医学病种病名的限制，同一病种，因患者体质和当时所处环境气候的差异，其证侯及病机则往往并非一致，故宜采取不同的治法，中医称之为“同病异治”；而不同的疾病，按中医辨证分析，有可能其证候及病机是相同的，则可以采取同样的治法，即所谓“异病同治”。
1“异病同治”案例
1982年冬，一杜姓中年男性患流行性出血热，在医院传染科已住院5 d，一直没有小便，传染科主任用西药强利尿剂及直肠透析等办法，仍不见丝毫效果，患者危在旦夕。遂邀请我用中医药治疗，当时患者面红目赤，张口喘息，腹胀大如鼓，已有5 d未解大小便，患者张着干枯的口喘息，大大的鼓着双眼望着我，显得异常痛苦、恐慌和无奈，察舌色暗红而干，舌苔褐燥，脉数大。体温38.5 ℃。显属《伤寒论》中的“阳明腑实证”，考虑到患者已数日小便点滴不通，又吞咽困难。即采用大剂调胃承气汤：大黄一两六钱，甘草一钱半，共煎水300 mL，兑溶硫酸镁50 g（替代芒硝），做保留灌肠。用上法1次后，患者即拉出黑色水液便，并出了一身大汗，随即体温下降至37.8 ℃，患者自觉稍感轻松；当晚如法再用第2次药后，即有少许小便排除，并要求喝点凉水；第2天早晨如法用第3次后，小便即已畅通而转危为安，后经调治痊愈出院。
2006年12月4日上午8时38分，周新灿医师（某地三甲综合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通过手机发来信息：“袁老师：有一30岁男性患者，头痛发热3 d，四肢抽搐烦躁不安1 d入院。现意识模糊、十分躁动，力气大，几个人都按不住，发热38 ℃左右，舌红苔黄燥，中间有少量黑苔，脉沉而有力，今天早晨解了少许黄色稀便。脑脊液压力高，蛋白高，细胞数多，考虑细菌性脑膜炎。其人非常胖，180多斤，呈向心性肥胖。可不可以用点调胃承气汤或者桃核承气汤灌肠？”（注：这是摘录的手机短信原文，周在湘雅医院读西医研究生时，每逢周6即跟我临床抄方学习中医，我给他讲述过上述杜性患者的治疗经过。）我建议：“以调胃承气汤加桃仁煎汤灌肠。”第3天周医师即传来信息说按此方药和方法用2次后，患者第2天即热退神清，并于3 d后痊愈出院。
上述两个病例，按西医的诊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按中医辨证则同属急性热病范畴，皆有中医“阳明腑实证”的病机表现，因此均用中医调胃承气汤治之；又因前者已多日无法排除小便，后者则高热狂躁不合作，故均用灌肠法治疗，结果都取得很好的疗效。另外，脑炎患者方中加桃仁，是吸取了《伤寒论》中有关热病“下焦蓄血”则发狂的诊疗经验。
2“同病异治”案例
2008年夏秋之际，曾有2例老年女性以“头痛、头晕”为主症的脑病患者，西医经CT等仪器设备检查，均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疏松症”、“高血压”等。但按中医的辨证来分析，王姓患者以头晕重于头痛为主症，伴有脑鸣、步态不稳、肢体乏力、失眠、口渴、大便干结，两天一次，面白体胖，舌红苔白腻，脉弦滑等证候，并且主症发作多以晨起及上午较重，辨其病机应属“气虚清阳不升兼痰饮”，故用李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原方去人参、干姜，加葛根、磁石）治疗而获得很好的疗效。谭性患者则头痛重于头晕，尤以夜间头痛且晕为苦，以致已有2个多月来夜间一直无法躺下入睡，只能坐在椅子上睡息，伴有胸闷时痛，常发胃脘嘈杂不适，嗳气频频等症，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苔薄白，脉沉细而涩。故辨证以“瘀血阻塞脑络”为病机，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月余后，获临床痊愈。
以通为安
健康的生命在于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内经》称：“成败倚伏生乎动。”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及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主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审视和判断，即人体生命始终在有序的运动变化之中，如饮食呼吸的出入代谢，气血、津液的升降输布等。这些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一旦停息，即是人之生命的终止。《内经》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及“气止则化绝”。而人体健康的维持，主要靠体内脏腑气机的通畅，《金匮》所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俗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更完整的概括，应该是“通则安，不通则病”。
人体的健病及正邪的的转换，多由饮食、呼吸、气血、津液等吐纳运化的通滞来决定，其通达有序，即化生正气存内；壅滞郁结，则变为宿食、痰浊、瘀血、水饮等病邪为患。因此，行气开郁、活血化瘀、祛痰饮、消食积等治法，即为古今中医最常用的治法。如《内经》中即以“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为防治疾病的基本法则。古哲亦称：“药者瀹也”（见隋代思想家王通《文中子》），即说医者的用药之道在于疏通。《金匮》中列有一条重要的治疗原则：“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尤怡注之曰：“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据，水、血、痰、食，皆邪薮也。如渴者，水与热得，而热结在水，故与猪苓汤利其水而热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热得，而热结在食，则与承气汤下其食而热亦去。”中医认为，水、血、痰、食等，既是因病而生的病理产物，又是一类有形的致病因素，因此有“邪留发病”之谓。从临床实际来看，不仅内伤杂病与之关系密切，且外感诸病证亦多与之有关。观清代温病大家王孟英医案，对一些棘手的外感温热诸邪所酿成的重症，多辨证选用豁痰、通瘀、消食、散结等法而获佳效，王氏称之为“结散邪行”。20世纪初，广东等地鼠疫流行，当时医者沿习用遍清热解毒及一般治疗瘟疫的常用方药，皆无多大效果，死者甚众。后来，一些有胆识的医家认定其病机为鼠疫热毒迫血成瘀，壅塞内外三焦。遂采用王清任活血解毒汤加减治疗，即取得卓效。再如著名中医范文虎、董廷瑶等，运用王清任解毒活血汤加减治疗温疫、霍乱、重症麻疹的经验；邓铁涛运用仙方活命饮成功救治重症非典的经验；朱良春等善用通腑攻下的验方治疗脑炎等急性热病的经验，以及现在广泛运用活血化瘀法、痰瘀同治法治疗冠心病、脑血管病、肝硬化及肿瘤等疑难病症的有效经验，等等，都符合结散邪行、以通为安的治疗原则。
笔者在长期的学习和临床中，更体会到，通、利、消、化患者体内诸类有形实邪，保持脏腑气机的有序通畅，无论对内伤杂病还是外感热病来说，都是常用治法之一，特别是救治急重、疑难病证，更是非常重要的有效手段。此外，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溲、便、汗腺的正常通畅，是人体气机与外界自然交通和谐的表现；若闭塞不畅，则说明人体与外界自然的气机交通受阻，体内的代谢产物（包括患病者的病理产物）无法排除体外，轻则出现感觉难受，或出现病痛，重则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使之通畅。下面，试从笔者近年的临床医案中择录几例以资说明：
通腑化瘀法治疗脑震荡并肠梗阻：田某，女，78岁，西医主任医师。2010年7月上旬初诊，时因摔伤而致“脑震荡”住省人民医院老干科，腹胀腹痛，大便秘结4 d未解（西医诊断为“肠梗阻”），神志恍惚，医院已下“病危”。患者面容憔悴，虽还能示意腹痛难受，但语音低微、断续不清，身体显得非常衰弱，我以手按触摸其腹部，则表现出痛苦状而拒之，深触之可及肠管内砣块状实物，舌质紫暗，中心苔黄而燥，脉沉实。予桃红四物合大承气汤治之，服药2次（1剂）后，患者即连续拉大便3次，腹痛显减；原方去芒硝，并减少服药剂量，续服3剂后，患者的病情及精神状态明显改善，即以饮食调养数天后出院。出院后，患者仍腹中阵发隐痛，夜间尤甚，胃纳欠佳，舌质暗红，脉沉细。予行气活血健脾法，用《金匮》当归芍药散加香附子、乌药、桃仁、延胡索等调治，服完5剂后，腹痛消失，已能自行下楼户外活动。
大青龙汤治疗闭汗烦躁证：何某，男，59岁，某制药企业董事长。2010年4月28日由人陪同来诊：因肺部感染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0 d，虽然咳嗽有所减轻，但自觉浑身闷胀不适，已数日不出汗，自行采取喝热鱼汤后捂厚被而卧及穿棉衣在日光中跑步等方法，亦没有丝毫汗出，自觉烦闷难受，像禁闭在没有空气的房间里，有欲死的感觉，患者微恶风寒，脉弦紧，舌苔白，血压：98/62 mm Hg。据《伤寒论》“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即开出大青龙汤原方2剂，处方：麻黄12 g，桂枝、杏仁、炙甘草各6 g，生石膏45 g，生姜5片，大枣5枚。嘱1剂煎服2次，2 h服1次，汗出即止。当天上午如法服完1剂后自觉浑身烘热，似较前舒服一些，但仍未出汗；从4时起再开始煎服第2剂，服后拥被而卧，约下午6时左右，果汗出而痊愈。
温阳利水降血压：周某，女，90岁。2007年2月28日诊：患头晕、心悸、纳差、腰腿重痛10余天，卧床不起3 d。刻诊：侧身倦卧，呻吟不已，自诉头晕目眩，气短疲乏，不能坐立，胸闷腹胀，口淡乏味，不思饮食，小便短少，大便已3 d未解，没有便意。查：颜面浮肿苍白，腹微鼓胀而触之松软，呼吸稍弱而平稳，心率102次/min。舌质淡苔白腻，脉沉滑数，查血压：180/100 mm Hg。有颈淋巴结核、慢性支气管炎及股骨骨折病史，但素无高血压等病史。辨证：脾肾阳虚，饮湿内泛。方予：白术12 g，法夏、陈皮、桂枝各10 g，茯苓20 g，泽泻30 g，附子、干姜、炙甘草各6 g，生姜3片，大枣4枚。5剂。因家中近日即要为老人庆90大寿，故对老人病情十分担忧，其孙（某大医院副主任医师）提出是否需用降血压的西药？我认为暂且不必，待服药后再定。结果：仅服上方1剂即小便增多，大便畅解1次；服完2剂就能起床行走，知饥思食；5剂药服完后，则诸证痊愈，面色红润，精神健旺，血压恢复正常。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和”的内涵很丰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凡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东西融合一体，形成新的统一体，达到相反相成的目的，或缓和矛盾、促进和解，或包容异己、以求和平，皆称之为“和”。中医学几乎传承了中国文化中所有“和”的内涵，并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具体应用。
中医之谓“和”，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从广义讲，中医学之理、法、方、药，皆以“和”为中心，包括天人之和，阴阳之和，正邪之和，形神之和，医患之和，药食之和，药物配伍之和等等。仅从疾病防治的层面讲，疾病发生的机理，无不由正邪斗争，人体阴阳即脏腑、气血、表里失和所致。各种防治方法皆是以达到阴阳、脏腑、气血、表里调和为目的。可以说，中医防治疾病是以“和”为至高原则。《素问·生气通天论》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张景岳《新方八阵》中说：“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也，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中医的各种治法，无不为了达到“和其不和”之目的，补、泻、温、凉诸法方药的恰当运用，皆称之为“和”。因此，宋朝太医局编撰的官方药典，即把所有方药统称为“和剂”，名之为《太平圣惠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
狭义的“和”，即中医治疗八法中的“和法”。而对于“和法”的定义，历代以来，即众说纷纭，很不统一。考和法作为一种具体的治法概念提出，首先是南宋成无己，他在《伤寒明理论》中称：“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里、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自此，后世遂多以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定法。如专题详论医门八法的第一人程钟龄对和法的论述，几乎就是成无己说的翻版，只是对小柴胡汤的加减运用，作了一些具体说明而已。其实，在《伤寒论》中，称小柴胡汤具有“和”之作用的唯一的条文是230条：“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谓小柴胡汤之“和”，系指“和胃气”。故清代大医家喻嘉言评小柴胡汤说：“非和于表，亦非和于里，乃和于中也。”陈修园则把道理说得更为完整：“至于少阳为枢，而所以运此枢者胃也。”
把和法仅仅局限在小柴胡汤一方的加减上，显然是不够的。近代以来，对和法的内涵则不断的有所扩充，但多是把所谓“和解少阳”的小柴胡汤、“调和肝脾”的四逆散，“调和肠胃”的半夏泻心汤等为代表的几类方剂统称之谓“和解剂”即“和法”，只是分列了各类方剂的个性特点，并没有概括出它们的共性特征来。这几类所谓“和解剂”的代表方，皆属张仲景的经方。且从《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原文来看，仲景之所谓“和”，还包括有治太阳中风证主以“调和营卫”、“和解其外”的桂枝汤（清代名医、叶天士的老师王晋三称之为“和方之祖”），治痰饮当以“温药和之”的苓桂术甘汤，等等。
中医的治法是理、法、方、药的综合体现，是为某一类病机病证而设的。即所谓方随治法而制，法为病机而定。所谓疾病，即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以正邪相争为基本形式的病理过程。因此，根据疾病过程中正邪盛衰的变化情况，其治疗法则主要可归纳为3类：一是根据邪方盛而正未虚的病理情况，则应确立以祛邪为主的治疗法则，祛邪即安正；二是根据邪气已微又正气已衰的病理情况，则应确立以扶正为主的治疗法则，正旺则邪自尽；三是针对邪气尚结而正气已虚的病理情况，则当以祛邪与扶正并重立法组方，以期达到扶正不留邪，祛邪不伤正之目的。以通常的治疗8法来分类，则其中“汗、吐、下、清、温、消”法皆属于以祛邪为主的治法，“补法”属于扶正治法，“和法”则属于融祛邪与扶正于一方的治疗法则。因此，近贤秦伯未生说：“凡具有安内之力及攘外之能的，都属于和解剂的范围。”详观《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有关和法方证的诸多原文，结合分析当今比较公认的一些和方的共性特点，则不难看出：和法和方之扶正，既不是补心肺、益肝肾，亦非一般性的温阳、滋阴，而是“健和脾胃”。这里所谓“健和”又有别于单纯的甘温补中。脾以升运为健，胃以通降为和，即如小柴胡汤、桂枝汤、半夏泻心汤、四逆散、苓桂术甘汤诸方中，既有人参、白术、甘草、大枣之类，健脾益气；又配以桂枝、半夏、生姜、茯苓、枳实等，通降和胃。补益中寓以通运，恰到扶正而不留邪之好处。和法之祛邪，由于必须顾忌到已虚之正气，故既不能轻缓敷衍，也不宜急散猛攻，只宜“缓和疏解”。即如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邪，桂枝汤“和解”肌表之邪，半夏泻心汤类“和解”中焦寒热，四逆类方“疏解”郁结的肝气，苓桂术甘汤“和解”心下痰饮，等等。诸方虽各有温、清、疏、消之不同，但总以缓和祛邪而不伤正为原则。以“健和脾胃、和解病邪”来概括和法的内涵及共性特征，笔者曾于30年前即做过详尽的论述。（拙文《健运脾胃和解病邪-从仲景原旨为“和法”正义》发表于《湖南医药杂志》1984第6期）。
方从法立，以法统方。若以“健和脾胃，和解病邪”作为“和法”的定义，不仅能概括现行公认的所有和方的共性特点，而且能扩大和法的统方范围，许多常用的著名方剂皆可明确地归属“和法”。如《伤寒论》中的竹叶石膏汤，该方为热病后期“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证而设，其病机为余热未清又气液两伤，故以竹叶、石膏辛凉甘淡清解余热，人参、甘草健脾益气，麦冬、粳米滋液和胃，佐以半夏辛温散滞降逆，与诸药相配，正顺和其脾宜健运喜温燥，胃宜和降喜凉润之性。因此，该方颇合“健和脾胃，和解病邪”的涵义，当属和法方剂。再如，健脾和胃、祛痰化饮的六君子汤，健脾和胃、化湿消暑的六和汤，等等，皆可称是典型的和法方剂。此外，李东垣所创立的诸多名方，如《脾胃论》中的代表方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及调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半夏白术天麻汤等，其组方配伍均体现了融扶正与祛邪并重的原则，符合“健和脾胃、和解病邪”之旨。因此可以说，李东垣论病重视脾胃，制方多取和法。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后天之本，位居中焦，调达周身。若脾胃健和，既可升举清阳，输布精微，养心肺，滋肝肾，和营卫，强肌体；又可通调三焦，降浊阴，泄腑气，发肌表，推陈出新。若脾胃失于健和，则百病由生，诸疾难愈。从临床实际来看，病邪久稽，易伤及脾胃；他脏患病，多累及脾胃；正虚邪结，无不涉及脾胃。斯时，健和脾胃则是治病求本的关键。因此，古今许多中医临床名家对于外感、内伤诸病的治疗，都非常重视脾胃之气的问题。特别是处于“正虚邪结”的阶段，或缠绵不解、久治不愈之际，多主张从健和脾胃着手，以期扶正祛邪而和解之，此称之为“王道之法”。
笔者数十余年来，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和法”适用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对胃食管返流、消化系溃疡、慢性胃炎、炎症性肠病、慢性肝病等多种消化系疾病的治疗有很确切的疗效，而且对许多感染性疾病和其他系统的内伤杂病，亦颇有用武之地。如运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病毒性感染类疾病，桂枝汤类方加减防治体虚感冒及反复感冒，小柴胡汤合二陈汤加减治疗顽固性失眠及心脑血管病，苓桂术甘汤加味治疗顽固性眩晕、肺心病及冠心病，逍遥散类方加减调治多种妇科疾病，竹叶石膏汤加减治疗糖尿病，半夏泻心汤类方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运用“健和脾胃、和解病邪”的治法原则，对某些代谢失调的病症及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疑难疾病的调治等，只要辨证准确，加减得宜，多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兹举数例验案如下：
高脂血症及肝功能异常治验：
罗某，男，48岁，某省级部门公务员，2010年4年30日诊。因右上腹胀痛不适、困顿乏力、头晕1月余，曾于3 d前在某高校附属医院抽血检验，发现高血脂证和肝功能异常，阳性指标主要有：甘油三酯7.03，胆固醇6.00，低密度脂蛋白3.52，总胆汁酸17.1，谷丙转氨酶70.54，总胆红素29.9。伴有食后腹胀、嗳气、大便溏滞不爽等症，患者体型稍偏胖，血压正常，舌质淡红苔白润，脉弦细。予以健脾和胃、清肝利湿、活血消脂法治之，处方：黄芪、泽泻各30 g，何首乌25 g，茯苓、赤芍、黄芩各15 g，虎杖、炒山楂、丹参各18 g，柴胡、法夏、陈皮各10 g，炙甘草6 g。14剂。服药后，诸证显著改善，仍用上方14剂续服。患者5月28日来3诊，自觉上述诸证基本消失，并出示5月24日复查血检结果，上述异常指标分别降为：5.58，4.80（正常）、2.75（正常）、5.80（正常）、39.72（正常）、15.5（正常），体重从原74 kg降为71.5 kg。继予前方加减续服巩固。
干燥综合症治验：
黄某，女，68岁，医卫工作者，2008年8月28日初诊。患皮肤及口、眼、鼻腔等干燥、几无分泌物已3年，伴口渴思饮，大便干燥，头晕，乏力，易患感冒、干咳等症，吞食固体食物需饮水送服。经血清学检测，抗SSA为阳性，诊为“干燥综合症”。经省内外多个大医院中、西医治疗，均无显著疗效。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史。经由其病友推荐邀余治疗。见体胖，面色淡黄，气虚乏力状，舌淡红而干涩，脉细。检阅以往所服中药方，皆为六味地黄、滋水清肝饮、增液汤及沙参、麦冬、石斛等方药，从中医辨证论治的理法来看，无不属于对症之方药。余根据脾胃为津液气血生化之源、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等理论及以往的临床经验，从健运脾胃、化输津液为主立法组方，用小柴胡汤合竹叶石膏汤加减治之，处方：黄芪、石膏各30 g，柴胡、黄芩、竹叶、知母、密蒙花、谷精草各10克，西党15 g，麦冬18 g，当归12 g，法夏、红花各6 g，甘草5 g。1剂/d。患者服用上方15剂，感觉很好，续经加减，改为每2 d服1剂，先后服用半年之久，干燥诸证均有明显减轻，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食道癌治验：
刘某，男，54岁，岳阳人，2009年3月20日初诊。一年前患者咽喉部不适，初在某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处治疗2月，不效且剧，以至吞咽食物出现困难，遂经消化科医生诊治，钡餐检查怀疑食道上端有占位性病变，胃镜检查时，管子无法通过食道上段，取出局部组织活检，诊断为：食道上段鳞癌中晚期。经西医化疗、放疗后，体质明显减弱，食欲极差，自觉痛苦难支而终止西医治疗，遂由其家属护送前来求诊中医。现患者吞咽困难，食道上端时有梗塞刺痛感，呃逆频作，时有呕吐，气虚乏力，大便量少燥结，2-3 d/次，面黄肌瘦，头发稀疏萎黄，舌淡，苔淡黄而干，脉濡细。辨属脾胃气阴两虚，痰瘀阻塞食道，正虚邪结，升降失调。遂予健和脾胃、滋养气阴、消痰化瘀、升清降浊法组方治之。处方：太子参、白术、苡米、白花蛇舌草各30 g，法夏、桃仁、鸡内金、郁金、枳实、制南星各10 g，蒲公英、丹参、生地、麦冬各15 g，代赭石20 g，莪术12 g，升麻6 g。14剂服后诸证明显好转，食纳显增，吃烂软饮食，吞咽顺畅，大便通畅，1次/d，嗳气呃逆减少，精神好转，已能自行来医院复诊。效不更方，继以上方加减调治。患者一直坚持服中药治疗，病情稳定，饮食正常，直到2010年6月，还有癌症患者经该患者介绍来我处就诊。
其他案例
此外，对一些集多种慢性病于一身的患者的治疗，一是因久病体虚又多病易感而容易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二是因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而损伤脾胃，以致连正常饮食都难以耐受，何堪大剂汤药荡涤。此时，当从调和脾胃入手，以“和法”组方，选配比较平和的药物，采用丸、散、膏等剂型，小剂量用药进行调治，假以时日，以期从量的逐渐积累到质的改善。
万某，男，52岁，某县卫生局局长。20余年来一直肠胃不和，每日大便2－3次，总是不成形、不爽净；食欲差，稍有多食，即出现饱胀不舒、嗳腐吐酸，多食油腻则腹痛便泻，面黄体瘦不耐风寒，稍有不慎，则头痛、鼻塞、寒热续发。先后在多家医院做过多项检查，诊断有慢性结肠炎、胃炎、胆囊炎、支气管炎、前列腺炎、鼻窦炎、慢性咽炎、痔疮等，且稍有不慎即犯“感冒”而引发消化及呼吸系统诸病。经多方中西医治疗，疗效均不持久。考虑到患者集多种疾病于一身，又久病体虚，难以速效，且肠胃虚弱，饮食稍多亦不能运化，更不耐大剂汤药长期服用。即从健和脾胃入手，以“和法”组方用药，并采用散剂缓图。方药配制及用法：黄芪120 g，白术、淮山药、蒲公英各100 g，桂枝、防风各60 g，白芍80 g，砂仁、干姜、陈皮各30 g，鸡内金50 g，甘草40 g，大枣20 g；共碾为细末，每日10－15 g，放入保温杯中冲泡半小时后，当茶服用。服药2月后，患者即有显著疗效，肠胃功能基本恢复正常，体质亦有改善。继用原方剂型服用1个月，患者自谓数十年顽疾已愈90％，并说，原有痔疮，每遇大便次数增多即发炎、疼痛、出血，每天需泡药物坐盆方稍有缓解，现在由于大便已正常，故已有2个多月未发痔疮。此后，患者每逢换季时节，即配服此方服用月余，随访3年，体质明显增强，感冒等显著减少。
以人为本
中医的经典著作传承了中国文化所谓“道法自然”及“以人为本”的传统思想和精神，强调防治疾病要坚守“顺应自然”和“以人为本”的原则。
人是最高级而又最复杂的生命体，人的生命是一个生、长、壮、老、已的自然过程。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人类自身已形成了比较完好的、能与时空环境相协调而致和谐的能力，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都具有较好的自然抗病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康复能力。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健康是“正气存内”及整体恒动的和谐状态，患病则是“正邪交争”及整体失调的异变状态。有的人之所以会生病，生了病又长久不愈、甚至于死亡，其主要的原因是患者在当时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其自然抗病能力的缺失或减弱，自愈能力的耗损或障碍。因此，中医对疾病的防治，最主要的是从整体观念出发，以人为本，以养生防病为先，提倡“顺应自然、起居有常、食饮有节、适度运动、平和心态”的养生保健理念和方法，着眼于人与所处的空间环境、时节气候的协调，着力于调整人体阴阳及内外的失衡状态，以达到养生保健护正气，健康无病或少病的目的。
若已病后，则通过恰当选用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治疗方法，运用草、木、虫、石等天然药物或非药物防治手段等，以保护和帮助恢复人体的自然抗病能力和自我康复能力，用经典的中医原文来表述，即尽快恢复到“正气存内”、“精神内守”、“阴平阳秘”、“五脏元真通畅”的健康状态。
作为一个以保护人们生命健康为天职的医生来说，必须还要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要注重医德修养。作为一个系病人安危苦乐于一身的医生，对待工作，对待病人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既要兢兢业业、主动奉献，更要谨慎细心、认真负责。南齐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里把一个好的医生所应具备的素质说得很清楚了：一要有仁爱恻隐之心；二要有敏于观察，体达人情，善于与病人沟通的能力；三要行为廉洁自律，不贪钱财，恪尽操守，纯朴诚信。隋唐名医孙思邈曾写过一篇专论医德的著名文章，题为“大医精诚”。这里所谓“大医”是指能真正为老百姓解除疾患之苦的医生，故又称为“苍生大医”；所谓“精”是指“业精”，即医疗技术要精湛，钻研技术要精益求精；所谓“诚”是指“德诚”，即为病人服务要诚心诚意，坚守诚信；医治病人，事关生命，更要认真负责，小心谨慎，诚恐有失。已故的全国著名医学家张孝骞，在回顾他60年临床实践时，曾发自腑地告诫后辈医生说：“临床医生在诊治每一名患者时应当谨慎严肃，时刻警惕着自己的判断或措施是否尽职、是否全面、是否有疏漏缺失，其心情就像古人所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诚哉斯言!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勤谨不苟，诚恐有失，是为医者最根本而又最崇高的德性！
其二，要善于处理好“病”和“人”的主次关系。?医生治病，必须以保护患者生命和健康为唯一的目标。为此，有的情况下，要以诊治疾病为主，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有时则需要以护养人体自身的正气为主，以保住“留人治病”的机会。不然，一味地只死死盯住那个“病”不放过，不惜破坏患者已经亏损严重的肌体，则可能带来“玉石俱焚”的悲剧。
如2010年9月，我治疗一青年女性，24岁，因做过一次妇科小手术后，一直发热、呕吐，时或并发腹泻、咳嗽等症，先后经多家医院1年多的治疗无效，遂转入某著名的大医院住院诊治。曾经多次运用各种检测手段和方法，都不能做出确切的诊断，先后使用过各种抗生素和一些对症疗法，而病情却每况愈下，一直低热不退，进食即吐，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神志时清时昧，168 cm的身高，体重已降到只有34 kg。住院医生已基本放弃治疗，每天仅靠静脉和胃管补充营养维持，并再三催病人去北京协和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以“明确诊断”。患者家属害怕病人的情况已难耐旅途劳顿，另据患者家属说，病人也对仪器检查产生了恐惧，特别是前后反复做过数次胃镜、肠镜等检查，不仅难受，且觉得每做1次检查，病情就加重1次。故经其亲属推荐，邀请我用中医药试治。面临昏睡于病床的病人，当时给的感觉就是“病入膏肓，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感到很棘手。既来之，则不妨一试，好在患者正当盛年，或许尚存一线生机。本着“留人治病”的原则，试从恢复病人的“正气”为主立法，根据患者低热、呕恶、小便短涩、大便溏薄量少及舌红无苔、脉沉细而数等证候，试以补气阴、和脾胃、清余热组方用药。顾及到患者长期呕恶，胃气已虚，饮食都已难于入口，更不堪大剂蛮投。因此，选药配方，力求平和精当，采取小剂量汤剂频服，能服多少算多少，以患者授药不吐为喜。结果，看似平淡的方药，1剂服下，即有转机，3剂服完，患者已不发烧，竟能自行坐起进食、玩电脑了。继续予以中药调治，并嘱以食疗治法，1周后患者及家属自行要求出院，完全靠口服中药治疗，2周后患者即能自行来我诊室就诊，治疗1个多月后，患者体重即增加到49 kg。现该患者仍定期来我门诊调治中，并于春节后开始上班工作。
又如一位78岁的老年患者，是我省某大学一位退休的老院长，因夫人长期在国外带外甥，自己一人独居长沙，平日生活难免不周。2007年秋，出现食欲不振、轻度腹泻、精神疲乏、体渐消瘦等证候1月余，遂由其亲人陪同前往某医院住院诊治，进院不久，经治医生在未能作有效对症处理的情况下，就要给老人做肠镜检查，所谓要“搞清楚病因”，按照惯例，做肠镜检查的前1 d就要开始用泻药清肠，结果，老人当天下午服了医生开的泻药后，就腹泻加剧，体力精神急剧衰减，住院医生也没有引起警觉，未作有效的处理，竟至当天夜间患者坐便时就倒在了卫生间而死亡。这就存在一个是“病”重要、还是“人”重要的问题。中医认为：“吐泻之余无完气”，特别是对这类老年虚弱患者的腹泻，首先考虑的是要止泻以固护正气即“留人治病”，切不可犯“虚虚”之戒，以要把“病”诊断清楚为首要，而不惜冒损人丢命的风险。
此外，医师施药治病，还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做到“中庸适度”。不要忽略了患者身体的承受能力（有时还要考虑其经济能力）而过度治疗、滥用药物。我们在临床中不难见到，有些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就因为过度治疗，不惜长期使用毒副作用剧烈的药物，或重复施用一些对人体有破坏作用的诊疗方法。结果，不仅病未治愈，反而促其过早死亡，人财两空。
“中庸”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所谓“中庸适度”，就是合乎常规、恰到好处、适可为止的意思。中医认为，是药三分毒，用药治病，既要强调有效，也不宜矫枉过正，要恰到好处，或中病即止，再通过患者自身调养而达到痊愈，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必养必和，待其来复”。要遵循《内经》“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原则。
对有些可以自愈的疾病，不能不顾患者的体质和药物的毒副作用，做不必要的检查和滥用药物。中医有句古语：“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一些确实治不好的绝症，采用调养的方法，有时反而可以延缓生命，避免因不当治疗或过度治疗带来额外的痛苦。
综上可知，中医学之所以数千年来一直坚持要用天然的药物和非药物的手段来防治疾病，是因为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同源共生、相依一体的，人禀天地自然之气以生，亦感天地自然之气以病，故需借天地自然之物以治。数千年来的实践证明，按照中医药学的理法和原则，规范性的运用这些天然的药物和非药物的柔性手段防治疾病，不仅是卓有成效的，而且毒副作用相对较少，人们为之付出的身体和经济等方面的代价相对较低，比较安全可靠，符合中医“顺应自然、以人为本”的原则。也正是这种“人世间有斯病即天地间必有斯药”的信念，一直激励无数中医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勤谨探索、尝试研究治病救人的良法灵药，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和成果，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