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剑锋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经济社会部主任
导读
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生与死，只有概率，没有定数。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医生越是敢冒风险，患者的收益就越大。如果患者给予医生理解和信任，愿意跟医生共担风险“赌一把”，医生就会迎“险”而上，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白剑峰
前段时间，一位援疆医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天夜里，他接诊了一名遭遇车祸的病人，肝脏破裂，生命垂危。虽经全力抢救，病人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当医生告诉家属这个坏消息后，家属不仅没有责怪医生，反而向医生道谢，然后要求把切下的破碎肝脏带回去，和死者一起埋葬。丧事办完后，家属又来到医院结清所有费用。此举令这位医生十分感动。从此，每当遇到危重患者，他都没有后顾之忧，总是愿意冒险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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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越是敢冒风险，患者的收益就越大
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生与死，只有概率，没有定数。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医生越是敢冒风险，患者的收益就越大。如果患者给予医生理解和信任，愿意跟医生共担风险“赌一把”，医生就会迎“险”而上，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
但是，人体毕竟是一个“黑箱”。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药物，有人安然无恙，有人则会出现意外，这就是生命的复杂性和医学的风险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病情，医生的决策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也许，医生是一个最不应该出错的职业，但又是一个不可能不出错的职业。患者对医生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医生当成神。事实上，一名医生，无论技术多么精湛，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处于最佳状态。如果不允许医生有失误，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医生了。当然，医生的失误也分很多情况，有的是可以原谅的，有的是不可以原谅的。在评判医生的失误时，理应分清原因和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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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越是敢冒风险，患者的收益就越大
医学是爱的产物。医生之所以敢冒风险，既缘于对生命的敬畏，更缘于对人性善良的笃信。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医生都希望为患者解除病痛。当一个人生命垂危之时，最希望他活下来的，除了亲人，就是医生。如果患者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伤害医生的情感。
有一位农民带着身患肾脏肿瘤的女儿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来到某著名大医院，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救救孩子。一位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知手术异常凶险，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告诉孩子的父亲，要做最坏的打算：人走了，正常；救活了，是意外。经过精心手术，巨大肿瘤被完整切除。但是，在止血缝合中，患者因突发呼吸心跳骤停死亡。虽然医生并没有过错，但死者父亲还是把所有怨恨都发泄到医生身上，纠缠不止，要求赔偿，导致这位医生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做手术，最终患上抑郁症，不幸跳楼自杀。
类似的事情，令医者寒心。如果善心总是得不到善报，医生自然就会把心包裹起来，变得冷漠而世故，宁可承认自己无能，放弃最优治疗方案，也不愿冒一点风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躺枪”。在医患纠纷频繁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医生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以求避免纠纷和诉讼。例如，让病人做多余的检查、对高危病人进行转诊、故意选择难度低的手术、放弃风险大但价值高的治疗等。显然，防御性医疗是一种隐形的“冷暴力”，使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在这场博弈中，医生未必是赢家，但患者肯定是最大的输家。
医患是生命共同体，惟有信任，才能共赢。在医疗决策中，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心灵默契。患者多一分信任，医生就会多一分冒险的勇气；患者多一分怀疑，医生就会多一分退避的顾虑。因此，如果想让医生为你冒险，就请给医生一个冒险的理由吧！■
【延伸阅读】
胡大一：我为中国医学痛心
导读
当今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机制与模式出了根本性问题，不痛定思痛，从源头和根子上解决问题，贻误的将是一代代医生……
来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首都医科大学友谊医院的李铁一老师是我国影像学界的一支“定海神针”！我早闻其名，并一直心存敬佩。但真正知其医德医术之高，今年（注：2014年）始有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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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肿瘤？还是炎症？
我的一位亲属在某名牌医院做常规年度体检，肺部CT示有阴影，门诊专家的建议是：肺部肿瘤不能除外，可考虑：1、半年后复查；2、活检；3、手术探查。
患者与家属极为焦虑，提心吊胆，夜不能眠，几近精神崩溃。自觉无力去选择而求助于我。我首先想到的是李铁一老师。李教授仔细问病史和症状，再认真读片后，明确告诉患者，阴影不是肿瘤，而是炎症。患者与家属立刻释然，安心愉快而归。
2013年下半年我的一位朋友患了肺癌，发现已是晚期，自己也去另一所名牌医院做肺部CT检查，也发现肺部有阴影。他托我联系影像与呼吸两科主任进行会诊，结论为肺癌可能性不大，半年后复查。会诊专家档次和会诊规格是足够高，这位患者朋友只有多声感谢，我也以为事已办妥。
可患者的妻子给我的研究生打电话，说丈夫与她心里很不踏实，“可能性不大”、“半年后复查”让人放心不下，又难以启齿再托我帮忙。只好“曲线救国”，让研究生告知我此事。我立刻能理解患者与家属心中疑团，之后又去见“定海神针”。李教授看患者与片子后，明确说：不是肺癌，半年后不必再做肺C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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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一老师教诲：不能只看影像片子，不关注患病的人
春节前，我去看望李老，表示敬意和谢意。第一次面对面与他谈话，时间15分钟，他说我听，句句点中当今医学教育和医疗体制的弊端。
李老讲到，他毕业分到影像专业，经过一段工作，总感觉只做影像学心里不很踏实。于是李老花了大量时间把影像学结果与病理检查一一对照，影像诊断水平有所提高，但仍有很多困惑。之后下决心花多年功夫，扎根临床，把影像与临床紧密结合，问题豁然开朗。
“不能只看影像片子，不关注患病的人。影像要与临床结合，为临床服务。”“影像—病理—临床”三结合的勤学苦练，成就了“定海神针”。这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当年北大医院检验科主任王淑娟教授的血液学临床功底非常深，读骨髓片始终和临床医生一同讨论。心电图室的王寅时大夫看到心电图变化，立即与临床医生沟通。
今日已不大可能出现李老这样的定海神针了，临床也难出张孝骞、王叔咸、邓家栋……本硕博连读，培养的年青医生很快进入一个狭窄领域，坐井观天，瞎子摸象，结果就是搞影像不懂病理和临床，临床医生只能读影像检验报告来诊病。
李铁一教授特别强调，医生是责任活，把责任和压力担在自己身上，有把握的事不说模棱两可的话。现在临床医生一是没有李老的扎实功底，二是担心举证倒置和医闹，说话尽可能留有余地，宁可说其可能有，别说无事，宁肯往重说，规避责任，留有余地。
李铁一教授对我说，你推广的介入射频技术本身是好技术，但现在很多医院过度了。已经明确诊断肺癌的人，还给人家做了7个支架？！过度医疗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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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医生最缺的是什么课？邵老：医德课
次日，去看望心血管临床的“定海神针”，北大医院93岁高龄的邵耕教授。邵教授语重心长问我：“胡大夫，你觉得今天医生最缺的是什么课？”我问邵老：“您说呢？”他回答：“医德课！”
邵教授拿出了两本已翻旧的书，这两本书是协和医院心内科方全和朱文玲教授主编，分别是《全身性疾病的心血管问题》和《心血管少见疑难病例集》。书的首页上，有邵教授亲笔写的字迹，“邵耕，购于王府井书店，2013.7.8”。
我真的很感动，93岁老专家还去书店购专业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中青年专家还会如此？邵老说，这两本书对他非常有用，这是当今最时髦、最流行的名目繁多指南中根本找不到的内容。一种世界极罕见的以心肌明显肥厚为特征的罕见病，协和总结了23例，然而自己工作多年的医院从未诊断过1例，这就是差距。
当今钢铁之所以炼不成，症结在于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机制与模式出了根本性问题，不痛定思痛，从源头和根子上解决问题，贻误的将是一代代医生……■
